这一天，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掏粪工人正在工作，机械化的操作让他们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，就能完成一个公共厕所的清掏任务。但在五十年前，掏粪工人只能背着粪筐，一桶接一桶地、挨家挨户地清理粪便。他们的工作繁重而肮脏，时传祥，就是这样的一名掏粪工，在那个年代，他是最勤奋最优秀的掏粪工人。
被人瞧不起的工作
时传祥早年的经历是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，1915年他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，受生活所迫做了淘粪工。时传祥每天工作劳累，工钱少得可怜，住的地方更简陋了，十几个伙伴跟一头驴睡在一起，那时的城市清理厕所主要靠人工来做，因而产生了“掏粪工”这一行业。时传祥的工作就是每天用粪勺挖、用粪罐提、用粪桶背、用粪车运，清理城里的粪便。
旧北京城的路非常难走，时传祥每天推着送粪的破轱辘车，由六部口到广安门，再到姚各庄、小井一带。他来回二三十里，常常是“一步三歪，步步打转”。无论刮风下雨，严寒酷暑，他都要每天往返4趟。工钱则少得可怜，一个月挣不到3块银元。他们住的地方更是简陋，13个伙伴跟一头驴睡在一起，即使这样的住所还时常待不住。他们常常是吃在马路上，睡在马路上，头枕半块砖头，一条破棉裤补了又补，穿了整整8年。
工作中的时传祥 资料图
在旧中国，城里人的居家生活虽然离不开掏粪工，却又非常瞧不起这一职业。尤其是有钱人，常常把这些掏粪工蔑称为“屎壳郎”。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白眼，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。时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，受尽了压迫与欺凌。
有一次，他给京城的一个大律师家掏粪，干完之后想讨口水喝，谁知那家的阔太太竟然藏起了水瓢，盖严了水缸，让女佣人拿喂猫的盆子给他盛了一点水。日伪统治时期，粪霸逼他去日本兵营掏粪。进门的时候，他因为双手推着轱辘车，无法给站岗的日本兵摘帽敬礼，被日本兵用枪托和皮靴打得遍体鳞伤。日本投降之后，城里又住了美国兵，他们开着吉普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，有一次竟故意撞翻了时传祥的粪车，撞伤了他的腿。
这份工作无上光荣
1952年时传祥加入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，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，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，改善了运输工具。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，时传祥感到了尊重与平等，对党充满感激。他竭尽全力带领环卫工人为市民服务，提出“工作无贵贱，行业无尊卑；宁肯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”的口号。
时传祥为了干好掏粪工作，动了不少脑筋，也付出了比常人多的辛劳。老北京平房很多，老四合院里人口密度非常大，茅坑浅，粪便常常溢出来，气味非常难闻。他遇到这种情况，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，把茅坑砌得高一些。
在那些年里，他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，有时间就到处走走看看，问问闻闻。哪里该掏粪，不用人来找，他总是主动去。不管坑外多烂，不管坑底多深，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。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，他就弯下腰去，用手一块块地拣出来。
掏粪的工作又脏又累，对于身高1.85米的山东大汉时传祥来说，同样是个重体力活。他合理计算工时，挖掘潜力，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，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，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，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，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。
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，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。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道理：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。他以主人翁的姿态，以“搞好环境卫生，美化人民首都”为己任，肩背粪桶，走家串户，利用公休日为居民、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、整修厕所。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，以身作则，以苦为乐，不分分内分外，任劳任怨，满腔热情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从掏粪工到人大代表
时传祥的工作虽然普通，事迹却很感人，成了享誉京城的知名人物。1954年，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，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9年，时传祥当选全国劳动模范，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“群英会”，还被选为“群英会”主席团成员，同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。
在1959年全国“群英会”期间，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他，热情地握住他粗糙的手，询问他的工作情况。刘少奇勉励他说：“我们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。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，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。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”刘少奇得知他没有文化时，还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，鼓励他好好学文化。
1959年10月29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，对全国从事清洁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巨大的鼓舞。时传祥很受感动，他说：“我已经干了30年的掏粪工，只要党需要，我还要再干它30年、60年！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，我就干到什么时候。”
1964年，他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毛主席、党中央邀请各地的劳动模范参加国庆观礼，时传祥作为北京市观礼代表团的副团长，和大家一起住进了中南海。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宴会上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给时传祥敬酒，晚上又特意到代表的住地看望大家。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，时传祥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
1959年10月26日，刘少奇接见时传祥。资料图
时传祥无比激动。在旧社会被压在最低底层的淘粪工人，今天能有这样的幸福，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。观礼归来后，他浑身是劲，除了劳动外，还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，给他们作忆苦思甜报告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也不觉得累。
劳模精神传后人
然而，就在毛主席接见了时传祥后的一个多月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时传祥的厄运也开始了。1966年底，“四人帮”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，冲到崇文区清洁队，强行揪斗时传祥。他们强加给时传祥的罪状有两条：一是时传祥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时，刘少奇跟他握过手，照了像。二是因为时传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作过忆苦思甜讲话，就说他当了某个群众组织的头头，是“工贼”。
时传祥根本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，更不是什么群众组织的头头。清洁队的老工人、老干部谁不知道，解放后，他17年如一日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背着粪桶，穿街走巷，为了人民首都的清洁卫生终年劳累奔波。他倾注一腔热血，培养年轻一代，用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幸福，给数不清的青工、学生作阶级教育的报告。
一次次的批斗、辱骂、威胁，没有压服时传祥，反而把他磨练得更坚强了。在遭受残酷迫害的严重时刻，时传祥坚强不屈，决心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。他牢记周总理对他的嘱咐，病重时仍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。他没有文化，就请其他同受迫害的同志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。
1971年秋天，身缠重病的时传祥，终于被赶回老家山东省齐河县赵官公社大胡大队。1973年8月周恩来总理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气愤，立刻指示派人把他接回北京来治疗。1974年，时传祥刚刚二十岁的小儿子时纯利扛起铁锹，进入北京使馆清洁运输管理处，成了时家第二代中第一个进入环卫行业的人。
本来一心想成为一名技术工人的时纯利却成了一名垃圾分拣工。每天蹲在垃圾堆里将各种垃圾分类、装箱，琐碎的重复中，时纯利感到一丝宽慰：“父亲可以安心了。”每个周末，时纯利来到医院看望意识已经不清醒的父亲，都会握着他的手，告诉他这一周以来队上发生的新鲜事。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因病去世，终年60岁。
1976年，时纯利被抽调当了一名清洁车司机。只要车一停，他不管分内分外，下车就抢着帮工人们装卸垃圾。“多做点事情心里踏实。”话不多，干活儿抢在前头，老师傅们总说，看到时纯利，就好像看到了时传祥。 1990年，从小为父亲刷粪勺的时纯利凭着实干荣获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。那一年的清明，时纯利扫墓时告诉父亲：“爸，儿子没给你丢脸。”
在胜利石油管理局滨南社区，时家第三代环卫工人－－时新春每天早起到各个卫生区进行巡查，发现居民乱丢的垃圾，就随手捡起来，她踏着先辈的足迹，任劳任怨，默默奉献，“我们一人脏累，却给千百万人带来个好环境，所以我们的工作很光荣。”时新春咀嚼着这句话的深意，探寻着工作的价值，“爷爷的精神真正给了我力量，很快我观念转变，又给姐妹们做思想工作，大家慢慢适应，脸上也有了笑容。”
北京龙潭公园的时传祥雕像 资料图
时新春听家人说，爷爷临终前有两个愿望，一是儿女们能接他的班，二是希望环卫系统能实现机械化。时新春没有忘记爷爷的教诲，2006年，她获得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后，特意回了一趟齐河老家，到时传祥纪念馆和爷爷的雕像合了影。
也许在时传祥的内心，平安本分地度过一生才是他真正的渴望。据说，时传祥临终前留下了两句话，一是“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”，二是“我惟一的一个愿望是孩子们接好我的班”。时传祥的愿望实现了，他的精神不仅在他的后人中得到继承，也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遗产，值得今天和今后的人们始终继承下去。 （中国青年网记者 吕夏池编写）
热血青春 彰显担当——辽石化